若臣言合理，当得改先代之失，而正天地之纪。如无据验，甘即刑戮，以彰虚妄之罪（《晋书·隐逸鲁胜传》）。

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，准度日月星。臣案日月裁径百里，无千里；星十里，不百里（《晋书·鲁胜传》）。

名者所以别同异，明是非，道义之门，政化之准绳也。孔子曰：「必也正名，名不正则事不成」。墨子著书，作《辩经》以立名本，惠施、公孙龙祖述其学，以正别名显于世。孟子非墨子，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。荀卿、庄周等皆非毁名家，而不能易其论也。

名必有形，察形莫如别色，故有坚白之辩。名必有分明，分明莫如有无，故有无序之辩。是有不是，可有不可，是名两可。同而有异，异而有同，是之谓辩同异。至同无不同，至异无不异，是谓辩同辩异。同异生是非，是非生吉凶，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，名之至也。

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，世有篇籍，率颇难知，后学莫复传习，于今五百馀岁，遂亡绝。《墨辩》有上下《经》，《经》各有《说》，凡四篇，与其书众篇连第，故独存。今引说就经，各附其章，疑者阙之。又采诸众杂集为《刑》《名》二篇，略解指归，以俟君下。其或兴微继绝者，亦有乐乎此也（《晋书·隐逸鲁胜传》）！

臣闻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，有朝不可以谋夕者。攻守之方，战斗之术，一日百变，犹以为拙，若此者，朝不可以谋夕者也。古之欲谋人之国者，必有一定之计。勾践之取吴，秦之取诸侯，高祖之取项籍，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。是故有利有不利，有进有退，百变而不同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。勾践之取吴，是骄之而已。秦之取诸侯，是散其从而已。高祖之取项籍，是间疏其君臣而已。此其至计不可易者，虽百年可知也。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，而臣以为必至于战，则其攻守之方，战斗之术，固未可以豫论而臆断也。然至于用兵之大计，所以固执而不变者，臣请得以豫言之。夫西戎、北胡，皆为中国之患。而西戎之患小，北胡之患大。此天下之所明知也。管仲曰：「攻坚则瑕者坚，攻瑕则坚者瑕」。故二者，皆所以为忧。而臣以为兵之所加，宜先于西。故先论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。今夫邹与鲁战，则天下莫不以为鲁胜，大小之势异也。然而势有所激，则大者失其所以为大，而小者忘其所以为小，故有以邹胜鲁者矣。夫大有所短，小有所长，地广而备多，备多而力分，小国聚而大国分，则强弱之势，将有所反。大国之人，譬如千金之子，自重而多疑。小国之人，计穷而无所恃，则致死而不顾。是以小国常勇，而大国常怯。恃大而不戒，则轻战而屡败。知小而自畏，则深谋而必克。此又其理然也。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，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。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，将军贵而吏士不亲，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。若夫小国之民，截然其若一家也，有忧则相恤，有急则相赴。凡此数者，是小国之所长，而大国之所短也。使大国而不用其所长，常出于其所短，虽百战而百屈，岂足怪哉！且夫大国，则固有所长矣，长于战而不长于守。夫守者，出于不足而已。譬之于物，大而不用，则易以腐败，故凡击搏进取，所以用大也。孙武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。自敌以上者，未尝有不战也。自敌以上而不战，则是以有馀而用不足之计，固已失其所长矣。凡大国之所恃，吾能分兵，而彼不能分，吾能数出，而彼不能应。譬如千金之家，日出其财，以罔市利，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，非智不若，其财少也。是故贩夫小民，虽有桀黠之才，过人之智，而其势不得不折而入于千金之家。何则？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也。西戎之于中国，可谓小国矣。向者惟不用其所长，是以聚兵连年而终莫能服。今欲用吾之所长，则莫若数出，数出莫若分兵。臣之所谓分兵者，非分屯之谓也，分其居者与行者而已。今河西之戍卒，惟患其多，而莫之适用，故其便莫若分兵。使其十一而行，则一岁可以十出；十二而行，则一岁可以五出。十一而十出，十二而五出，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。吾一岁而一出，彼一岁而十被兵焉，则众寡之不侔，劳逸之不敌，亦已明矣。夫用兵必出于敌人之所不能。我大而敌小，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。此吴之所以肄楚，而隋之所以狃陈欤？夫御戎之术，不可以逆知其详，而其大略，臣未见有过此者也（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九。又见《文编》卷四一。）。

使：原缺，据郎本卷一九补。